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代中国哲学领域的“自觉”与“自信”，是指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对自己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形成了使命意义上的自觉意识，其研究目的是要形成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在哲学史文本的解读中形成当代“中国哲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按照此前流行的话语就是不仅要“照着讲”，而且要“接着讲”（冯友兰先生语），在此基础上，以一种理论自信、方法自信、话语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先生语）中去。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努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著作，有些以形而上学、本体论、道德哲学的形式出现，有些则在对哲学史的诠释中力图实现“中国哲学”理论、方法、范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的这本《哲学的解释与解释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就是意图在哲学史诠释的基础上展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转化，以此展现当代“中国哲学”的自觉与自信。
众所周知，黑格尔认为“哲学史是哲学的总结，哲学是哲学史的展开”，哲学与哲学史一直在这种辩证互动中迭次展开，新时代的“哲学”思想在解释哲学史上的经典命题中不断涌现，而这些解释成果又成为哲学史的新内容，不断拓展着哲学史的外延。李承贵教授的新著（以下简称“李著”），以解释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哲学史上的人物、概念、范畴、命题以及对哲学史方法、研究现状的归纳、概括为呈现形式，依托哲学史展开了其哲学的思考，正是深刻体现了黑格尔的这一判断，将其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融入哲学史的研究中，而其哲学思考又激活了哲学史上的哲学问题。从内容上看，李著辑录了多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章节内容由多年来的专题论文构成，体例不尽一致，但论题丰富而深入，呈现了“既现实又浪漫的哲学景观”（李著）。在这本书里，就中国哲学史而言，时间跨度上起中国哲学生发期，下至21世纪的中国哲学；思想流派囊括儒释道以及现代西学影响下的当代中国哲学，既有对某个具体人物和命题的讨论，也多见对中国哲学特点的概括性认知。就哲学而言，其思考涵括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特别是在方法论以及诠释理论上着墨甚多。比如，李著在方法论上专门提出中国哲学对科学方法的“设限”问题，指出中国哲学存在着“非物质化设限”“非数量化设限”“非心理化设限”“非定义化设限”“非知识化设限”，这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概括，但实际上也是对20世纪盛行的“分析哲学”方法的一种反省。更为重要的是，李著对这“五个设限”的分析，凸显了人类思想既具有科学分析的特点，也具有直觉体悟的特点，这二者对于人类文明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作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五个设限”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创造性的解释功能，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方法论自觉。同样，书中提到解释中国哲学的“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既具有创新意义，也是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自觉的体现。
从背景上看，李著中所体现的问题还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所面对的“古今中西”之争，在“古今中西”的视域融合意义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予以了诠释。我们知道，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而对“既往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又构成了新的“哲学”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著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古代哲学予以总结、归纳、概括、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认知，站在本土性的立场上对西方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影响进行审视和扬弃，形成了一种当代中国的“理论”推进。全书体现了一种“中国”和“中国哲学”的意识，表达了当代哲学研究者的“哲学自觉”，即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与普遍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所谓独特性，是李著认识到了中国哲学的一些独特特点，如书中归纳的“重人不重物”“偏重直觉体悟”“崇尚经世践行”“遵奉生命生机”“追求中和圆融”等特点；所谓“普遍性”，即始终认为中国哲学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世界哲学的共同特质，与世界哲学具有“解释”意义上的共通性，如书中所论述的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们结合西方哲学对传统中国哲学的全新理解，正是李著对于中国哲学普遍性的某种阐发。特别有意思的是，李著还提出了哲学意义上的“中西对唱”，这既是哲学普遍性的体现，也是在主张“中国哲学”应该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对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当然，这也是当代“中国哲学”自信的表现，构成了“古今中西”问题的新延续。
该书虽然是多年来哲学论文的汇集，涉及论题众多，但全书所体现的理论关怀和问题意识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如何在解释中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以及如何对传统中国哲学实现“解释”的创新，这是李著一以贯之的理论旨趣。在实现“理论的创新”和“解释的创新”过程中，李著融入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时代思潮中，展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哲学自觉”和“哲学自信”。在这种“自觉”和“自信”的精神激荡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包括李承贵教授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哲学”的“解释创新”和“理论创新”一定会为新的哲学史增添光彩。
（ 作者：朱承 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