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1日，教育部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正式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统一使用，这是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举措。统编三科教材使用了一个学期，大家对三科教材有什么看法？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三科教材的育人功能？日前，本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韩震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
●韩震（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
教育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教材是规范教育的最主要的遵循，因此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三科教材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保证了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文化基础，能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
●王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史家教育集团校长）：
对于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师而言，他们要胜任工作，需要重新学习很多知识。现在的教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让学生在体验中、讨论中、参与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独立见解。三科教材中涉及的学科思想、价值观、方法论，都需要让学生在悟的过程中掌握。
新教材深受广大教师学生欢迎
记者：王校长，统编教材使用一个学期了，老师和学生们对新教材有什么看法？
王欢：老师们都说很喜欢新教材。老师们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教材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些小故事、小情景的设计更贴近儿童生活实际；二是新教材可操作性、指导性强，一些新的栏目设置很受欢迎；三是老师和学生都特别喜欢教材中留白的设计，它方便学生做批注、笔记，也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自由创造的空间。
记者：您是语文教师出身，语文教材有什么改变让您印象深刻？
王欢：我经常听语文老师讲课和讨论，有四点印象很深：一是教材特别关注幼小衔接和学生学习成长规律。比如，原来一年级的时候上来就学拼音，现在第一个单元是学生字，学生在识字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些字，但在阅读时不识字了，这时候他就有学拼音的兴趣和需要了。二是教材特别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原来古诗文、历史故事等基础上，新增加了《三字经》《千字文》等。三是新教材突出阅读，而且是一种长链条的阅读，希望引导学生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四是新教材注重让学生从生活中学习。
记者：韩教授，你们对统编教材进行了很多调研，您听到的评价是怎样的？
韩震：广大教师、学生是比较认同统编三科教材的。他们认为三科教材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时代性更强。教育和社会是相互塑造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教育也应该跟着这种步伐，而且要具有一定前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包括文化的新发展，在教材当中都得到了体现。第二是实践性更强。就是刚才王校长说的，操作性更强了。第三是思想性更强。在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都要考虑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在这些方面，这套教材体现得更加鲜明。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印刷质量、版面设置，包括封面设计，比原来的人教版都有所改进。
三科教材核心旨归是立德树人
记者：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为什么说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韩震：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培养认同自己的国家、认同自己文化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教育具有塑造未来的功能，教材是规范教育的最主要的遵循，因此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如果说中小学教材建设，尤其是三科教材建设，不上升为国家事权，各省（市、区）可以各行其是、多元化发展，就不可能塑造出有共同理想、共同信念的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
王欢：教育就是在为国家储备人才，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特别重要。他不仅要有知识、才华，还得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精神、革命传统精神等。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落地，拿什么使之落地？教材。三科教材表达的就是中国精神、中国灵魂、中国文化，所以它是国家意志。
韩震：既然是国家意志，就要强调统一性，也就是要有统一的规范，所以三科教材要统一编写，统一审查，统一使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文化有一定差异，这套统一的教材保证了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文化基础，这样才能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事权就是体现国家意志。
强调价值观教育,中国并非特例
记者：三科教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些人认为，只有中国才有这种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思想道德类课程，外国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事实是这样的吗？
韩震：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国外没有类似的课程，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其一，很多国家都有公民课程，有的叫“公民与政府”，有的叫“公民与道德”，有的就叫“公民”，都包含有道德与法治这方面的教育。其二，他们的其他学科课程，比如历史、地理、经济这些学科，也有这方面的功能。欧洲国家有一些政治学科的课程就和我们的类似。
近代以来，各个国家正是通过对教育的垄断，或者叫支配性、政策性的掌控，塑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包括语言和信奉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只对本国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而且还想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全世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没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文化基础。
王欢：据我了解，法国教育部2016年就颁布了“共和国价值观学校总动员计划”，明确提出在小学要进行300学时的公民教育。2015年，法国国家教育电视台特意地来到史家小学，拍摄了史家小学的一节思想品德课，他们就是想看看中国的思想品德课是怎么上的。
日本也颁布了道德教育改革方案，把课外活动学科化，他们原来是从高年级开始进行道德教育，现在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而且要求每个学年不少于35小时。美国搞了一个新品格教育运动，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塑造。韩国也在进行改革，研究如何把道德教育融入各学科
韩震：实际上，西方的价值观教育比我们更自觉，而且研究得更深。尽管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我们有诸多冲突，但他们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公民教育，我们过多强调知识，他们则更强调具体的行为规范。在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上，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向其他国家学习。
统一审查提升了教材的科学性
记者：韩教授，我们很想知道，你们审查的时候主要从哪些方面把关？
韩震：审查首先是把握方向性，也就是看政治方向是不是正确，意识形态是不是有问题，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文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这些基本的价值观是不是在不同的学段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的文化是不是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是我们当下具有创新性时代感的文化，是不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还有像国家主权、民族团结，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同时，我们也关注知识性的内容，避免出现硬伤和不协调的地方。在国家教材委员会中，有各学科的科学家，有院士，有来自各部委的专家，大家运用多方面知识，多元化、多角度去审视，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硬伤，不科学、不专业的东西就会少多了。应该说，国家统一审核，使教材在科学性上有了较大提升。当然，教材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在使用当中，才能不断地加以完善。
记者：据说你们在审查的时候，有时会为一句话或者一个词语的表述争得面红耳赤，是真的吗？
韩震：各科教材送到教材委审查的时候，应该说已经比较完善了。因为一些关键性的专家已提前介入，与教材的主编、编写团队进行对接和对话。这种对话会产生一些分歧，发生一些争论，恰恰是这种争论使教材更加完善。如果说你说行我就说行，我说行你也说行，那反倒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教材使用:重在体悟和实践
记者：每门学科有自己的学科属性和特点，同时要挖掘它的育人功能。怎么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拿道德与法治这门课来讲，很多人觉得比较难上，怎样才能上得生动，让六七岁的小孩子能够有体会，有收获？
王欢：老师拿到教材的时候，最大的担心就是您刚才说的。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师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多法律知识、法律条文都得知晓、理解，而且要用儿童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讲。有位老师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很有感触。一年级上册的道德与法治，有一课讲的是到学校去上学。老师在上课时放了一张山区小朋友去上学的图片。老师问学生：“路那么难走，他们为什么还要去上学？”我们想学生可能会回答说学习很重要、他要学习知识、他要改变命运，如此等等，但是学生回答说：“到这个年龄了必须要上学，这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因为入学的第一天，老师跟他们讲，你们到这个年龄都得按照义务教育法上小学，孩子们就记住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德与法治的教育，一定结合具体的生活情境，潜移默化。道德与法治方面的教育在小学生阶段特别重要，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也是在教育自己。同时，孩子把课堂上受到的教育带回家，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这种教育是弥漫性的，实际上对全民进行了教育。
韩震：王校长说的我特别有同感。道德教育本质上就是相互教育，就是见贤思齐的过程，成人在道德上未必比孩子高，实际上这是一个相互教育、自我教育的过程。另外，现在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其实已经非常活跃，非常强调运用故事、运用活动来达成教育目标。说它枯燥、说教，可能是基于过去十年、二十年前的教材或者课程形成的印象。
王欢：丰富、生动、前沿，我听课后确实改变了对这门课的固有认识。
韩震：我要在这里对中小学教师，特别是使用三科新教材的教师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我们制定课标的时候有各方面专家一起研究讨论，但是在教的时候，一个教师要承担所有方面的东西。
王欢：确实是这样的。对于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师而言，他们要胜任工作，需要重新学习很多知识。教师不仅仅要了解相关知识，还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遵守、履行。现在的教育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说教灌输，让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讨论中、参与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独立见解。学生只有在体验中，才能有自己的感悟。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这些教材中涉及的学科思想、价值观、方法论，都需要在悟的过程中让学生掌握。
韩震：理想效果就是在体验中内化，在实践中升华。
解读与培训：一线教师的期待
记者：要想发挥好三科教材的育人功能，关键在于教师。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帮助？
王欢：我们学校的老师说，教材的理念他们能够领会，但是到底在编写过程中，专家是怎么考虑的，文章篇目、素材为何做那样的取舍，特别渴望请专家做一个深入解读，让他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韩震：他们需要专业的解读和培训。我们向老师致敬的同时也得帮助他们。
王欢：对。这些编写、审查专家都很忙，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对教师进行培训也可以呀！
韩震：道德与法治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涉及的内容非常多，但它又是整合式的。这些内容整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但是对教师来说，就要什么都得懂，所以挑战很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给教师们提供更多继续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
王欢：教师压力大，但是自我改变和提升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教师如果还是单学科意识占据头脑，就不能胜任工作。现在的三科教材，综合性特别强，任课教师不仅要有这个意识，还要有这个能力。
韩震：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学科，强调知识，实际上我们不论成人还是孩子，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单学科的，而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解决问题也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如何践行“用教材教”的理念
记者：语文和历史新教材变化也很大。我们下去调研，有一些民族地区的教师就反映，在规定的课时内上不完历史课的内容。所以有专家提出来，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怎么理解这样一个理念？
王欢：我年轻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的全部知识世界就是教材。现在倡导开放式的学习，很多教师把这个世界当成教科书，但是该如何根据育人目标和学生应掌握的知识，整合相关内容，让学生更有综合性和开放性地学习？这对老师对学生都很重要。
记者：可能有的老师觉得，就得原原本本把教材上所有东西全部讲给学生，不讲全就觉得对不起学生。
韩震：这是怎么看教材的问题。
教材是学习的工具，是育人的范本和基本依据，但教师在遵循教材的基本精神情况下，更多地教给孩子价值取向，培养孩子的能力，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其实不光是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这三科，所有学科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任务。有些人担心强调语文的育人功能，是不是就把语文课变成思想品德课了，其实不是这样。实际上语文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它还承载着民族的文化，承载着民族的过去和未来。